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汪鸾翔

1933年，邓叔群加入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一天，他收到父亲的电报，说邓拓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让他想办法救人。

健客：邓拓和邓叔群是什么关系啊？

云飞：亲兄弟，邓叔群排行老三，邓拓是四弟。

闻讯后，邓叔群立即托人打听，得到的回复是“你弟弟犯的是共产党的案子，恐怕不好办，劝你还是别管的好，否则会给你自己惹麻烦的”。

健客：是啊！杨杏佛就是那年被暗杀的。

云飞：唉。

邓叔群听后很生气地说：“我不管我弟弟犯的是什么案子，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没做祸国殃民的事，凭什么把他关在监狱里？！我光明磊落不怕惹麻烦!”。邓叔群找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他出面，并让妻子变卖首饰用于疏通。几经周转，终于把邓拓保释出来。

健客：又是反省院啊！邓拓有没有遭到酷刑呢？

云飞：当然有。1932年12月11日，邓拓参加中共上海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活动时被捕，先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后又被押到苏州反省院。在狱中，邓拓饱受刑讯拷打，并患有肺病，但没有暴露身份，没有泄露任何重要信息。

1934年7月1日，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邓叔群主要从事真菌分类学研究和植物病理学研究。当时，动植物研究所的文献资料很少，开始时甚至连真菌分类学的主要工具书都没有。他让助手欧世璜到金陵大学农学院或中央大学图书馆去查文献。1992年，80岁的欧世璜撰文回忆邓叔群：我入中大第二年，传说有一位很好的先生来兼课，授植物病理学。当时农院已两年未开此课，院方请这位兼任教授是为高年级学生，因为是毕业学生所必修，但听说他也接纳若干二年级学生，因此选修的学生很多，大约有四五十人。下午实习，实验室颇为拥挤，显微镜又不足分配，我常取得实验材料后离开实验室，待人少时再去做。一天助教金先生对我说：上次做实验你到哪里去了？邓先生找不到你。我一惊，以为是逃课被查到了。原来邓先生开课目的也想培养植病后生，他选了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基本课成绩要好，他也不要读分数的学生。以后他常叫我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里他的实验室，看看真菌标本及实验，谈谈植物病理，有意收我为徒，我受宠若惊，回到农院与高年级同学商量，大家认为能跟着一位好教授，是上好机会。于是决定学植物病理，这是我修植物病理学的经过。

欧世璜记邓师说，一个人的报告，一经印刷，黑字在白纸上，永远是洗不清的。这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以后写报告也十分小心。欧世璜还记其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身材矮小，但十分结实，上山采标本，总是在前面。他臂力强，常常叫人跟他在桌上较量臂力。他手球打得很好，我们也常同去，我也学会手球。他会写歌词，依校歌或其他曲调配上适当歌词，他偶尔也自我欣赏，轻轻地唱。”

邓叔群在自传中写道：“起初我的工作是专门研究真菌的分类，这是行政方面所要我做的工作。但我感觉中国人民是为何穷困，而我天天在做与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所以不久我要求兼做一些植物病理研究的工作，得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在君先生（杨杏佛的继任者）的同意。我主要的成绩是解决些棉作病害的问题。但我研究所得的结果国民党反动政府并不采用，以致对于农民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邓叔群认为这段时间是工作最顺利的时期之一，他十分怀念不幸于1936年病逝的丁在君。同年，邓叔群领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服务证，是院长蔡元培于中华民国廿五年（1936年）十一月一日签发的。

健客：现代真菌学的祖师爷德巴里就是植物病理学家，很多真菌学家都是从研究植物病害入手的。

云飞：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健客：都是从《真菌传》上看的嘛。对了，服务证是什么东西？

云飞：现在叫工作证。中央研究院服务证上有枚圆形证章，印有“知难行易”字样，参考古代钱币围圆布局的四字读法，顺序为上下右左。

健客：知行关系有点意思，有说知易行难、有说知难行易，还有说知行合一。

云飞：哈哈，知易行难出自《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即认识事情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做起事来就比较难了。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说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在理论上，容易使人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敢或不愿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上，容易使人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他提出“知难行易”说。做起来容易，理解却很难。认清事物（本质）是很困难的，实践（或行动）就要比它容易一些。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中央研究院证章上的“知难行易”四字，应该是践行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一个具体表现。

邓叔群在自传中写道：“从此我有一时期安定的生活，并且渐渐积蓄些钱，七七事变前在南京盖了一所小住宅准备长久住下。”邓叔群当年自费建筑的住宅位于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区钱塘路，当年的门牌号是11号，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过2-3公里。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全面侵华战争，使邓叔群安居乐业的梦想破灭了。“七七”事变爆发，邓叔群无比愤怒，有时伤心得水米不进。他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自己则坚守岗位，昼夜不停地完成他的工作。1937年冬南京失守前，他在敌机轰炸时，拒绝进防空洞，坚持在实验室中完成真菌标本鉴定工作。当中央研究院已开始西迁时，他让夫人带女儿随院中人员后撤，自己则带着欧世璜坚持工作，他说：“我不走，等日本鬼子来时打死他几个再说！”1937年12月，当日寇逼近南京城时，中央研究院强行命令他立即西撤，他才离开南京。

1937年12月，邓叔群辗转从南京到达湖南南岳（今衡阳市南岳区）与中央研究院同人会合，几天后又迁往广西阳朔。邓叔群在自传中写道：“此时我开始叫我的家庭准备过游击的生活，桂玲同小孩子此时我己有三个女儿邓泳邓荘邓銧都练习吃苦耐劳，作身体及精神上的准备，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劳动的观点。”邓叔群则着手对他十多年来进行的真菌学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集中精力完成《中国高等真菌》。在阳朔，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集中在中山纪念堂里，这座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1年视察阳朔而集资建设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建筑。邓叔群拥有的研究设备，除两架显微镜以外，别无长物。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旧日夜工作。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整理标本的过程中，邓叔群需要对少数标本再进行核对。可是标本存放在长沙圣经学院地下室的木箱内，只有欧世璜知道在哪个木箱内，他毫无迟疑，立即返回已经是前线的长沙，将标本取来。后来欧世璜回忆这件事说：“这表示邓师对工作的态度十分谨慎，赌场游戏手机版-有限责任公司一切查考到底。”1939年，《中国的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基本上是邓叔群1937年前有关研究成果的汇总。在这部专著中，邓叔群描述了子囊菌10目38科179属475种；担子菌9目28科128属718种；半知菌4目9科80属198种，共计1391种；有分目、分科、分属、分种的检索表。

健客：之前提到过《中国高等真菌》，谨以此书，纪念“九一八”。

云飞：嗯。

健客：我知道真菌与细菌的最大区别是真菌是真核生物，有核膜，细菌是原核生物，没有核膜。但是，真菌还有高等、低等之分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云飞：有的。所谓高等、低等跟进化有关，高等真菌指的是菌丝普遍具有分隔细胞间的真正隔膜，例如蘑菇就是高等真菌，后面慢慢说。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菌是分类学上的称呼，用显微镜观察子囊菌，在子囊中产生子囊孢子，并且菌丝组成菌丝体，形成含有子囊的子实体。用显微镜观察担子菌，在菌褶处，可见棒状细胞，称为担子，顶端有四个小梗，每一个小梗上生一个担孢子。半知菌比较有意思，追踪其生命周期，只发现无性生殖阶段，而找不到有性生殖阶段，大概有一知半解之意。这里先简单说说，后面讲到分类，再详细聊。

真菌标本是研究工作的重要材料。邓叔群采集或收藏的标本数量很多，是研究所的重要物品，因此必须迅速运往后方，可是转移接运工作还是出事了。当时最便捷而经济的运输通道是长江。先逆流而上，至岳阳，再逆湘江到达长沙。寒冬季节，大量人员和物品等待转移，装船、行船过程中，还经常遭到日寇飞机轰炸。研究院成千个大木箱，先分段运输到长沙，一部分暂存在长沙圣经学院，必需部分则运往阳朔，中途遇到事故，一部分木箱掉进江中，打捞上来，难免潮湿，到达长沙，有些便发生霉变和腐烂。看到这种情况，邓叔群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标本，想起他在美国的母校，希望能暂时将这些标本存放在美国。经请示中央研究院领导同意后，他将2000多份标本的复本寄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国立真菌收藏馆和纽约植物园保存。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臧穆教授所说，还散见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及加拿大多仑多大学标本馆。

2005年6月15日，康奈尔校刊中有篇题为《Dead Chinese fungi are stars of lively Cornell exhibit》（死去的中国真菌成为热闹的康奈尔展览中的明星）的文章记叙了当年邓叔群和戴芳澜将真菌标本寄到美国的故事。死去的东西可以是美丽的，保存它们可以成为好故事。该展览的主要策划者是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助理教授兼植物病理学植物标本馆主任霍奇与植物病理学专职摄影师洛弗勒。这位摄影师很幽默，说他的演讲的副标题是“我试图用小的、干瘪的、大多是棕色的东西制作美丽而有趣的图像”。

健客：霍奇啊，熟人嘛。

云飞：嗯，后来，他主持整理和修复阿特金森的收藏。

实际上，展览标题是“蘑菇校友：卓越的真菌及其回归中国”。这些藏品主要是邓叔群的遗产。他在马背上游历中国，收集和编目约2000件标本，在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北京和南京后，他将这些标本送到康奈尔大学妥善保管。“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时期。”霍奇说。

健客：嗯，一个真菌标本摄影展承载了丰富的校史、科学史、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对了，戴芳澜后来怎么选的，是去清华大学还是去纽约植物园？

云飞：为什么非要二选一呢？戴芳澜首先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报到，安排好工作，然后以学术休假名义，携妻赴纽约植物植物园进修。

健客：刚去清华就休假啊？！

云飞：梅贻琦惜才善用！1934年9月7日，戴芳澜夫妇经过月余旅途劳顿后到达纽约，住在纽约市北部布朗区离植物园不远的第230街213号E座一套小居室里，由北边进入植物园园区不到3公里。戴芳澜被道奇安排在一间不大的实验室中，一张六角形的木桌，既放显微镜，又用于读书写作，和制作培养基的实验台之间，仅可容一张小椅子。10月4日他写给梅贻琦的信中有“每日工作颇忙，惟时间有限，恐不能多所成就也”。陪伴戴芳澜来到这里的邓淑媛，除了照顾戴芳澜的起居外，经常在实验室帮助他打字外，还协助作些辅助工作。清晨，戴芳澜乘地铁去上班，邓淑嫒在家收拾屋子或买菜烧饭，下午他们一同去实验室，戴芳澜看书或做实验，邓淑嫒则用打字机把重要的文献资料做成卡片，帮助制备培养基或接种。

健客：真是贤内助啊！对了，魏嵒寿干嘛呢？

云飞：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教授、系主任，致力于用近代生物化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发酵食品的制作工艺。1935年，经民国实业部举荐，魏嵒寿兼任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

健客：明白，酒精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方心芳呢？

云飞：在黄海社4年，方心芳为研究白酒倾心尽力，实验、报告皆优，得到孙学悟的赞许；后来，方心芳考取庚款留学资格。黄海社给他的任务是学习外国酿造科学，为我国白酒研究服务。方心芳在自传中写道：“1935年秋，用比国（比利时）庚款到比国鲁汶大学农学院酿酒专修科学习。”扯远了，马上拉回来。

该展览展出的是洛弗勒拍摄的20组色彩缤纷、引人入胜的照片。其中一组照片是一种真菌侵入一只蚂蚁，将其杀死，只留下一个外壳，然后呈螺旋状向外扩散。打开标本信封时，洛弗勒说：“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小圆盒——里面是这个恐怖的小故事。我选择了血红色的背景来强调恐怖。”通过多次曝光，洛弗勒聚焦每个小标本的不同区域或角度，然后使用照片编辑软件将图像组合在一起。由于许多真菌标本都没有颜色，因此他使用颜色鲜艳的凝胶作为背景。

健客：这种真菌就是虫草吧？

云飞：嗯，国际公认虫草源流中国。公元4世纪初，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曾记载：员峤之山有冰蚕。据考证，冰蚕就是冬虫夏草。邓叔群曾对我国的虫草作了调查。虫草属于子囊菌门的高等真菌。

本文标题“无问西东”，取自1924年的清华校歌，迄今99年了，其中一段歌词是“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健客：这几个词，啥意思呢？

云飞：“器识为先，文艺其从”，出自《新唐书·裴行俭传》“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说白了，就是先做人后做学问。“立德立言”，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无问西东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学子要有世界眼光，脱离所谓西方、东方学术的条条框框。将它引申为一种人生境界，或许可以理解为人生不要设限，遵循心之所向，活出自己的样子，“此生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健客：呵呵，文不对题吧。无问西东与本篇内容有神马关系？

云飞：内容和标题的关系也不必拘泥条条框框。有时标题就是一个导引，一种心境。顺着无问西东这种心境，本文可能更有画面感。个人之见，敬请批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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